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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开放也让我印象深刻。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，碰到的中国人几乎都不会说英语，现在中国人在幼儿园就可以学英语。中国打开国门，让学生努力学习英语，还将年轻学子送到国外留学，学习语言、经济学、科学技术等，其后将所学知识付诸实践，这些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。

指责和怪罪别人总是很容易，对欧洲而言，与其大肆批评中国，不如先审视和反省自己，努力改正自身问题。欧洲各地发展水平不均，欧盟制定很多倡议，事实上完全可以同中国相互借鉴。

智库还应发挥前瞻性作用，放眼长远，挖掘并开发新潜力。对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而言，某种程度上中国学就是新潜力，在语言、文化、历史等汉学范畴之外，中国学有很多潜力可以开发。

鹿鼎平台的登录日前，中国学的世界对话·比利时论坛在布鲁塞尔举行，来自中欧双方近60名专家学者齐聚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(EIAS)，围绕“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”深入研讨交流，力求站在中欧两端，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交融，呈现中国的种种侧面。

从长远看，未来可以投入更多资源，举办中国学的世界对话等类似活动，增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，即使这要花费很多时间。(完)

顾爱乐：我认为应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，促进欧中人文交流。现在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落后于中国对欧洲的了解，需要有意识地进行引导。

顾爱乐：与汉学相比，中国学研究范围更广，不仅仅聚焦于中文、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历史，更关注当代中国，关注中国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方方面面。现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大学引入中国学概念，相信会打开更广阔的视野，激发更多年轻人了解和研究中国的兴趣。从长远看，将促进欧中关系发展。

中国与欧洲并不接壤，彼此离得很远，这让欧洲一些政客把中国当作“替罪羊”，把欧洲自身问题归咎于遥远的中国，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散播恐慌，借此谋取政治利益。还有一些政客明知问题与中国无关，大声指责中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高速发展为欧中人文交流提供了契机。虽然西方媒体常常抹黑中国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说明中国变得日益重要，“能见度”很高。如果你在欧洲街头同别人谈论中国，大部分人都知道北京、上海等城市，可以说中国已为人熟知，为促进欧中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。

近日，顾爱乐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探讨中国学、欧洲的中国观、中欧人文交流等相关话题，并细述对中国40余年发展变迁的感知和体会。

中新社记者：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是中国学的世界对话·比利时论坛的支持方之一，您如何理解中国学这一概念以及举办此次论坛的意义？

顾爱乐：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，致力于为欧亚各方提供建设性的对话平台。我认为智库发挥建设性作用很重要，这意味着不只是研究和分析问题，而是要为问题找到解决方案；意味着即使大家观点各异，也可以开展积极对话，相互学习，共同提高。

顾爱乐：我认为对中国的看法不能停留在过去，不能基于5年、10年，甚至20年前的“刻板印象”。面对中国的飞速发展，这只会脱离现实。

顾爱乐(Axel Goethals)，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首席执行官，率团队致力于为欧亚各方搭建建设性对话平台。1978年起，顾爱乐多次到访中国，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40余年的发展变迁。今年6月，中国学的世界对话·比利时论坛在布鲁塞尔举行，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是论坛支持方之一。

通过举办比利时论坛，希望能增进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。中国非常大，某种程度上不像是一个国家，更像是一个“大陆”，就连我自己也没做到“走遍中国”。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，媒体报道是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，而西方媒体时常倾向于抹黑中国，这就造成对中国的认知偏差。

作为“东道主”，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顾爱乐(Axel Goethals)在论坛致开幕辞，分享对欧中关系、欧中人文交流等议题的看法。1978年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，顾爱乐首次访华；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大业，迄今他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已有46年。

顾爱乐：我见证了中国的飞速发展。中国只用了40多年就消除绝对贫困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，取得巨大成就。我记得去中国一些城市出差，时隔3个月或者半年再去，会发现城市已然发生很大变化。

另一方面，新冠疫情暴发后，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，面对面的交流一度非常困难。通过举办比利时论坛，也希望恢复欧中学者间的联系和交往交流，共同推动中国学研究。